读书笔记|《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》:古罗马晚期的王权与基督教（二）

二

奥古斯丁出身于一个小士绅家庭，靠着他的刻苦努力以及一帮富裕朋友的庇护，成为修辞学老师，从而得以跻身社会上层群体，养妻生子。正是由于其出色的修辞学修养，从而得到摩尼教高层的器重，担负起该宗教中兴的重担。由奥古斯丁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中修辞学的重要性。这就像我们的古代社会中，儒家思想和儒家语言的重要性一样，它成为一个人进入士绅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敲门砖。

尽管说拉丁语的罗马人，征服了地中海地区，但是这丝毫没有打断希腊化的进程，希腊文化仍然是罗马帝国疆域内的主流文化，依然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修养，是否属于士绅和精英群体成员的标准。

然而尽管希腊化的进程已经持续很久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学习希腊文化，尤其是学习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修辞学。修辞学所教授的内容不仅让你看起来有修养，还会让你在遣词造句的时候，更有说服力。修辞学更重要的是成为士绅和精英之间的阶层认同的关键标志。一个说话和做事大大咧咧，动不动就发怒和没有理性的人，显然不会成为士绅和精英的一员。

然而，修辞学就如我们古代的儒家科举教育一样，并不是一般的人家能承担的。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城市都有著名的修辞学老师，因此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家庭，才能让自己的子弟到希腊文化的中心城市，成为他们的弟子。希腊文化的教化，一直被控制在特定的士绅精英阶层中。这个群体通过希腊文化，控制着帝国权力的收益。因此，修辞学的教育，换种说法也就是教化，成为帝国疆域中克服距离和地方文化差异的工具，因为正是希腊文化，让帝国的管理阶层和士绅阶层之间有了同质性。

通过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在新约保罗书信中看到希腊文化的缩影。保罗在书信中，不止一次地强调节制、温柔、理性、举止礼仪以及交往礼仪，这些都是希腊文化的通行要求，是希腊文化理性和节制的内容。保罗的传道之路，能从以色列一直延伸到罗马，其足迹所至几乎踏遍罗马帝国的大道，终其原因就是保罗受过了很好的希腊文化教育，尤其是修辞学教育，让他知道在不同的阶层面前，应该怎样说话，才能让对方觉得中听。

希腊文化的这种要求，不仅是精英的标记，同时也是帝国管理阶层的“天然”要求。一个总督到一个地方代表皇帝行驶管理之任，那么如果他表现的距离希腊文化太远，或者其言辞举止完全不符合人们的修辞学期待，那么他可能被视为野蛮人，从而得不到当地士绅精英的拥护，而难以开展工作，最终可能不会有好的下场。因此，希腊文化同样约束着帝国管理阶层和皇权代表阶层。

当然，帝国皇权的特权之处，并不意味着必然受到这种文化的约束。尽管士绅和议员们也会受到鞭笞身体和精神侮辱之刑，但是这种文化显然作为潜在的约束力，管理阶层还是必须遵守的。

因此，在这种情况，一个掌握了良好的修辞技术，并且能熟练运用的人，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总督或者皇权代表的决策，从而让他们改变那些荒唐的决定，并以此来维护地方的利益。

希腊文化不仅在士绅和精英阶层中有着潜在的约束力，对于皇帝本身，同样如此。“教化的成就在皇帝本人身上得到了最广泛的宣传。与早期帝国一样，皇帝既是帝国一切权力的保障者，也是行驶这些权力的模板。”（第69页）因此，一个新的皇帝，刚即位的时候，不仅身边的元老大臣们盯着你的一举一动，而且整个帝国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士绅精英也同样盯着。那么他如果想获得帝国的认可，就得小心表演着。

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劝诫权力的手段和方式，因为希腊文化作为帝国潜在的同质教化的工具，在这种背景下劝诫官员的不合理政策，显然更加有效。但是在权力面前，任何士绅精英对权力的劝诫，都是现实主义的，而不是理想主义的。因为他们必须考虑自身的地位和身份特权，一旦他们对地方皇权代表的劝诫，有付出他们身份和特权的代价时，他们可能就不会出头。

然而，有一种不同于希腊士绅的人士，那就是哲学家。在希腊文化中，哲学家一直享有盛誉，并有着一直不改的形象。精英们在权力面前，有许多优势，但是他们缺乏的却是勇气，他们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界线之内。但是哲学家却不同于精英群体，他们“被认为完全不受制于恩庇和友谊的关系。通过勇敢的思想努力他们从社会中找到了自由。因此，他们自身就带有直言不讳的权利。他们可以按照一套礼貌得体和自我约束的法则（这些人本身是最高限度的典范）与大人物对话，因为他们不会为政治关系而妥协。”（75页）“哲学家不受制于任何人，得天独厚地成为当权者的对立面。”（75页）但是哲学家群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充当独立的权力劝诫者，有些哲学家更愿意过一种隐居的生活，从而远离大城市，淡出人们是视野之外。但是那些愿意挺身而出的人，的确赢得了众人的尊重。因此，正是从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殉道者受到尊重的原因。

对于一个帝国而言，同质文化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当年君士坦丁大帝面临着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时，显然是看到基督教带来的同质性，可以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冲淡。而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大帝的选择，当然也有基督教在经过教父神学的努力之后，已经希腊化的缘故。因此，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征服了古罗马，或者征服了希腊文化，但是换一个说法同样可行，希腊文化最终通过基督教继续教化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日耳曼人。

正是希腊文化和独立于权利之外的殉道精神，让基督教征服古罗马。当然除了基督教的特别之外，希腊文化固有的因素才是基督教成功的最重要原因。

图书信息：【美】彼得·布朗《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》，王晨译，三联出版社，北京，2020年5月